他便带着人离开了病房，自始至终没有多余的寒暄。我明白，
我们之间早已不是能够随意聊天的同学关系了。他是医生，我是病患家属。仅此而已。
这种清晰的界限，让我心里那点残存的同学情谊彻底熄灭，只剩下更加浓重的自卑和疏离感。
母亲醒了过来，眼神还有些迷茫。看到我，她挣扎着想坐起来。「妈，您别动！」
我赶紧按住她，「医生说了，要绝对卧床。」「我……我这是在哪儿？」她声音虚弱。
「在医院，妈。您脑出血了，需要住院治疗。」母亲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：「住……住院？
要花多少钱？」果然，她最担心的还是钱。我强笑着安慰她：「妈，您别担心钱的事，
身体最重要。钱的事情，我和晓曼会想办法的。」
母亲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焦虑和不安：「怎么想办法？你们俩挣钱也不容易，
还要养孩子……我这病，不定要花多少钱呢……」「您就安心养病，别想这些。」
我握住她冰凉的手，「钱的事，有我呢。」我说得坚定，心里却像揣着一块巨石。有我呢？
我拿什么有？我的工资卡余额少得可怜，晓曼为了安我的心转来的那 3000 块，
在庞大的医疗费用面前，不过是杯水车薪。但我不能让母亲知道，不能让她再受刺激。
我只能强撑着，扮演一个可靠的儿子，一个能扛起一切的男人。尽管我知道，
自己早已力不从心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开始了医院和家之间的两点一线奔波。白天，
我需要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（虽然请了假，但有些紧急事务还是需要远程处理），
然后赶去医院照顾母亲。晚上，我回到家，面对的是挺着大肚子、日益焦虑的晓曼。
母亲的情况时好时坏。有时候她精神好些，能稍微说几句话，但更多的时候是昏睡，
或者因为头痛而烦躁不安。许靖阳每天都会来查房，态度始终是职业化的冷静。
他会简单告知我母亲的最新情况，血压控制得如何，血肿有没有吸收的迹象。每次面对他，
我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。他的优秀和我的窘迫，形成了鲜明而残酷的对比。...
